催收巨頭湖南永雄股東變更,董事長退出股東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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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催收巨頭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湖南永雄)股東再次發生變更。「消費金融頻道」發現,董事長周小芳退出了湖南永雄的股東行列,長沙永雄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長沙永雄)成為湖南永雄的第三位股東。
這是自從1月份傳來中平資本退出湖南永雄股東行列后,第二次股東變動。催收嚴監管下,湖南永雄正在頻繁調整,以求度過目前的催收寒冬。
中平資本撤資,王開國卸任董事
資料顯示,湖南永雄發生發生工商變更,周小芳退出股東行列,長沙永雄認繳180萬承接其3%的股份。
長沙永雄目前股東為周小芳和譚曼,分別持股30%和70%,這也就意味著,周小芳放棄直接持有湖南永雄的股份,轉而通過長沙永雄間持有。
通過股權穿透可知,此次調整后,譚曼最終受益人受益股份上升,最終受益股份從93.7%上升到95.8%。
事實上,這只不過是譚曼和周小芳之間持有股權的內部調整,對于湖南永雄而言,背后資本結構并未改變。
從湖南永雄的股東股份構成看來,共有三位股東,譚曼持有82%為最大股東,湖南裕雄企業管理合伙企業(有限合伙)持有15%為第二大股東,長沙永雄持有3%股權為第三股東。
二股東湖南裕雄企業管理合伙企業的股東為譚曼、周小芳和吳忠文,分別占股78%、15.33%和6.67%。該公司在今年1月4日執行合伙企業事務的合伙人由周雄變更為了周小芳,周雄為周小芳兄弟。
此前湖南永雄就進行過大規模的內部調整,周小芳接任李振宇成為永雄新的法定代表人、經理。此外,官網顯示董事長也變更為周小芳,總裁為譚曼。
這意味著在中平資本撤資后,本就為家族企業的湖南永雄,股權和控制權更加集中在譚曼和其妻子周小芳手中。
今年1月,上海珩雄企業管理咨詢合伙企業(有限合伙)退出了湖南永雄股東行列。資料顯示,上海珩雄企業管理咨詢合伙企業的執行事務合伙人為西藏仲平企業管理有限公司,而西藏仲平企業管理有限公司由上海中平國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全資控股,后者系中平資本主體。中平資本除了投資過永雄,還投資商湯科技等企業。
中平資本于2019年投資了湖南永雄,在永雄集團2019年向SEC遞交招股書前,譚曼和相關人員與中平資本訂立了股份買賣協議,中平資本或關聯公司愿意以3億元的價格從譚曼手中購買200萬股普通股股份,當時市場猜測譚曼急于在上市前夕套現。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22日董事王開國和和監事李振宇先后從湖南永雄卸任。資料顯示,王開國曾擔任海通證券董事長,曾被譽為中國證券界“南北兩王”之一。2019年1月,譚曼和相關人員轉讓200萬股,引入中平資本及其附屬公司,中平資本的董事長正是王開國。
目前王開國不僅是中平資本的董事長,還是上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梁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獨立董事。
如今中平資本退出后,王開國也順勢退出了湖南永雄的董事,這意味著催收寒冬下,資本并不看好湖南永雄的前景。
市場寒冬,催回率下降
從2015年開始,湖南永雄就在不斷謀求上市,國內上市遇阻后,轉戰美股上市。2019年11月,湖南永雄向美國證監會提交撤回IPO招股說明書的申請,這是其再次上市受挫。
如今的湖南永雄在遭遇了上市無望、資本撤資后,還面臨著監管趨嚴、催收合規的困境。
湖南永雄的招股書中顯示,信用卡逾期款催收為主營業務,合作客戶主要為商業銀行及消費金融公司。資料顯示,其主要客戶包括工行、建行、農行、招行、交行等數十家銀行,此外也承接一些非銀行金融機構額催收業務。
湖南永雄開展業務僅通過遠程方式(例如電話和短信)或遠程收款提供催收服務,不進行現場訪問或與債務人進行面對面的談判,其實就是所謂的電催模式。
去年12月,《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試行)》(下稱“工作指引”)下發,合規催收的難度近一步加大,其中對于電催的各種限制,更是對如湖南永雄這樣傳統催收方式的重大打擊。
工作指引要求:未經債務人同意,嚴禁在晚22:00后至早8:00前進行電話、外訪催收;并且需要按照電話催收當時具體情況,主動通話的頻密程度應控制在合理及必需的范圍內,嚴禁使用“呼死你”等方式頻繁致電催收。
這些措施保護了債務人的合法權益,但對于催收機構而言卻影響不小。有從業者表示,目前大行信用卡中心30天的催回率只有45%左右,而前幾年能達到90%以上。
在整個行業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催收機構一邊要保證不斷提高催收效率來滿足銀行的要求,一遍要不斷改善催收手段,合規催收以免受到監管的處罰。重重重壓之下,為了盈利,催收機構很容易鋌而走險。
湖南永雄擁有30多家分公司,2萬多個坐席,員工工資以底薪+提成的方式發放,即催回越多,工資越高,在利益的誘導下,催收行為越界的行為時有發生。
2020年有用戶在問政湖南上長篇投訴稱其受了湖南永雄的暴力催收,不僅將電話打到她父親手機,還對其進行了謾罵。長沙市公安局高新區分局回復稱若是認為隱私收到侵犯,可到當地公安局進行報案
除此之外,湖南永雄對于債務人的信息管理也有較大漏洞,2018年11月湖南永雄集團的一名催收員肖某,因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肖某在供述中說:“本身我就在永雄資產管理公司上班,在這個單位我就接觸到了公民信息這個事情,公司內的員工都是靠買賣公民的信息來幫助顧客找到他們想找到的人。”
在今年永雄新年致辭中,總裁譚曼感慨催收行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強監管和史無前例的合規“大洗牌”,幾十、上百甚至數千人的催收公司一夜之間灰飛煙滅。而業內人士也表示,掃黑除惡、信息保護加強的背景下,催收機構已經從巔峰時期的6000多家下降到現在不足2000家。公檢法加入規范催收行業,讓湖南永雄能操作的空間越來越窄。
面對越來越不利的催收局面,越來越多的頭部機構開始選擇轉型。據了解,許多催收機構正在謀求與地方法院、仲裁委、司法局等機構合作,申請成立地方金融調解中心,已達到為催收行業證明的目的。
此外,部分以律師事務所也成為商業銀行、消費金融公司委外催收的主要考慮對象,相較于傳統催收方式,律師可以很好地避免違規,并且在與債務人前期多次溝通無果之后,直接進行司法催收。
目前永雄的轉型方向并未向外界透露,早期在律師事務所起家的譚曼對于司法催收并不陌生,并且湖南永雄旗下也擁有律師事務所,因此未來很可能加大法催的力度來慢慢代替傳統催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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