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金融科技發展新型消費金融 |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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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下半年以來,我國消費持續恢復,第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94.8%,拉動GDP增長4.6個百分點,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但消費整體恢復的背后,不同城市、不同人群、不同渠道、不同品類消費的恢復并不均衡,金融支持消費增長還面臨著企業生產和居民消費、財政補貼和金融支持、消費場景和信貸服務循環不暢的制約。
利用金融科技發展新型消費金融,跳出“從金融看金融支持消費”的思路,通過整合金融、財政、企業的三方合力,實現場景、技術與信貸的融合發展,有助于更快地推動消費全面恢復。
01
消費恢復背后出現結構性分化
從推動消費持續恢復的角度來看,以下四大結構性變化值得高度關注。
線下渠道消費增速反轉高于線上渠道。疫情以來,消費線上化數字化趨勢加快。基于國家統計局數據的測算顯示,2023年1-9月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6.4%,網上商品和服務總額占比達到31.63%,均創歷年同期新高。
但進入三季度后,線上消費出現分化,9月社會零售總額中的商品零售同比增速回升至4.6%、服務消費中的餐飲收入同比增速在15%左右的高位逐漸企穩,但線上商品消費和線上服務消費同比增速自4月份以來仍在持續下滑,其中9月線上商品零售增速已降至4.3%,低于社會零售總額1.2個百分點。這表明,疫情放開后,線下消費增速的反彈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線上消費的回流。
低線城市與高線城市消費增速分化加大。疫情后,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居民消費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基本保持穩定,2023年前三季度的水平(82.8%)與疫情前的2019年(83.2%)基本持平;但城市居民消費傾向持續下滑,從2019年的66.3%下滑到2023年前三季度的61.7%。
與此相應的是,2023年前三季度,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長9.0%,高出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速近1個百分點。從消費大數據來看,2023年以來低線城市(四五六線城市)消費增速持續高于高線城市(一二三線城市)消費增速,且高低線城市的增速差較2021、2022年明顯加大。
“低年齡低消費、高年齡高消費”分化。受房地產、互聯網、消費制造業等行業企業經營壓力持續較大等因素影響,我國整體調查失業率雖然回落至5%的較低水平,但青年就業壓力依然高企。
與此相應的是,相對于就業穩定、收入穩定的中高年齡段群體而言,青年群體消費增速更低,第三季度一些地方甚至跌入了負增長,出現了“低年齡低消費、高年齡高消費”分化的情況。
從消費大數據來看,第三季度16-25周歲、26-35周歲人群的消費增速,明顯低于36-45周歲、46-55周歲人群的消費增速。不同年齡群體的消費增速分化表明,結構性失業、收入下滑對青年人群消費恢復的制約更大。
新型品類消費增速明顯高于傳統品類。隨著綠色環保、健康生活理念不斷普及,以及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持續推進,居民綠色健康型、數字智能型消費需求相對于傳統消費更加旺盛。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顯示,2023年前三季度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和銷量均創歷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長33.8%和37.5%;從互聯網消費行業看,線上醫療健康服務平臺的活躍用戶和業務規模持續快速增長,代表新技術、新設計、新體驗的新品消費增速不斷走高。
從消費大數據看,2023年京東11.11首周,手機通訊、電腦辦公、數碼產品、家電家具等品類中新品消費增速明顯高于傳統品,其中游戲筆記本電腦、折疊屏手機等3C數碼新品、超薄平嵌冰箱和新風空調等家電家居新品的增長超過了3倍。從全國看,盡管健康、技術類新品消費增速明顯高于傳統品類,但由于規模還相對較小,對整體消費恢復的支撐還有限。
02
金融支持消費發展面臨三大制約
為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政策層積極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消費的信貸支持。但在企業經營壓力較大、居民結構性失業較高、財政消費刺激有限、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壓力加大的形勢下,金融促消費還面臨一些現實的約束。
一是企業生產-居民消費循環不暢,消費金融供給缺乏需求配合。受工業品價格回升、營收利潤率提高等因素帶動,第三季度以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累計同比降幅不斷收窄,8月、9月當月同比連續實現兩位數增長。其中,1-9月裝備制造業企業的累計利潤同比轉正,但消費制造業的累計利潤同比還在負增長。
與此相應,測算表明,9月終端居民消費規模距離疫情前趨勢水平仍存在15%以上的缺口,全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仍處于歷史低位,疫情后的“疤痕效應”尚未消退,預防性儲蓄仍在增加。1-9月居民儲蓄存款凈增14.4萬億元,同比多增1.2萬億元,而新增貸款規模在減少。10月份的數據表明,需求不足對企業生產的制約仍然非常明顯,10月制造業PMI重回收縮區間(49.5%),其中反映市場需求不足的企業比重升至59.9%(9月為58.7%)。企業生產-居民消費循環不暢,導致消費金融發力存在“推繩子效應”。
二是財政支持-金融支持缺乏聯動,消費金融支持風控壓力較大。進入三季度后,相關部門連續發布提振汽車、電子產品、家居、文化旅游等領域消費的政策,其中都明確要求“金融機構加大信貸支持”。但在居民收入下降、房地產持續頹勢的情況下,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導致金融機構的消費信貸供給缺乏需求對接。而在財政支持方面,1-9月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累計同比3.9%,低于年初預計支出增速5.6%,同時財政支出的重點還是擴大投資,加上地方政府債務壓力上升,在缺乏全國財政統籌支持的情況下,各地2023年消費券發行規模明顯減少。在有效消費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加上貸款利率持續下降,金融機構擴大消費信貸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防控壓力。
2023年前三季度,42家上市銀行大部分的凈息差都在下降,其中16家上市銀行下降至1.7%以下,不少銀行凈息差接近甚至低于三季度末商業銀行整體的不良貸款率1.61%。金融機構按照傳統模式繼續加大消費信貸支持,未來面臨較大的風險防控壓力。
三是消費場景-信貸服務融合不足,線上數字消費金融滲透下降。疫情后,中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快速上升,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數據,2023年三季度末已高達63.8%。在居民部門杠桿率高企、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壓力高企的背景下,消費信貸支持消費增長的核心是要與消費場景結合,確保資金流向可控、未來可償還。
但受互聯網消費增速放緩、平臺企業金融業務整改等因素的影響,近年來互聯網消費金融增速明顯放緩。艾瑞咨詢的測算表明,2022年中國互聯網消費信貸放款規模為21萬億元、信貸余額為6.2萬億元,同比增速分別為4.3%和7.2%,創下歷史新低,且放款增速首次低于余額增速,2022年狹義消費信貸滲透率(除房貸之外的消費信貸/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雖然上升至31.8%,但上升速度明顯放緩,且上升貢獻主要來自社會零售總額的下降(0.2%),而非消費信貸的上升。
與此同時,由于互聯網消費貸款余額的增速低于扣除信用卡以外的狹義消費信貸余額增速,2022年線上消費信貸滲透率(互聯網消費信貸余額/房貸和信用卡之外的消費信貸余額)首次出現下降,從2021年的接近70%下降至67.6%。
03
利用金融科技暢通供需循環的建議
不管是從從單月同比還是四年平均增速來看,相對于疫情前社會零售8%左右的同比增速,當前消費距離回歸正常趨勢還有較大差距。為了更好地釋放數字消費金融對消費全面恢復的推動作用,建議從以下方面綜合發力,推動數字新型消費金融快速發展。
一是金融消費信貸與政府消費補貼相結合,消費金融線上線下融合釋放放大器效應。從改善就業、提高收入來提振消費,是一個長期過程,短期內推動消費恢復,還需要財政、金融、企業協同發力刺激消費, 扭轉政府、企業、居民三個部門支出下降的相互交織和惡性循環。現有的促消費政策是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發放消費補貼,同時要求金融機構加大消費信貸支持,但當前地方政府債務壓力較大,能實施的消費補貼力度太小,且沒有與消費信貸實現協同,促消費效果有限。
建議中央財政加大促消費力度,一方面,盡快落實對低收入人口的救助幫扶,提升教育、醫療等領域保障性投入,改善特定人群消費基礎;另一方面,與地方政府共同發放消費補貼,特別是對有助于加快消費升級的智能綠色家電等新型消費補貼。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線上+線下”方式共同發放消費券,與金融機構的消費信貸、保險擔保對接,形成“消費財政補貼+消費信貸支持+保險風險分擔”的協同發力模式。這一模式既可以緩解地方政府支出壓力,又能推進金融機構消費信貸線上線下融合發展,最終放大財政促消費的乘數效應。
二是同步推進供應鏈金融與消費金融數字化轉型,推動企業生產與居民消費的聯動。隨著數字化轉型的快速推進,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彼此依存度越來越強、不同產業鏈交織更加復雜、供應鏈對于市場需求變化反應更加敏捷。積極發展供應鏈金融科技,借助生態多方力量,打通底層數據,提供包括供應鏈金融、支付科技以及消費金融高度融合的B端、C端金融服務一體化解決方案。
一方面通過數字消費金融支持創造終端居民消費需求,同步解決企業商品銷售和需求不足問題,另一方面通過數字化的供應鏈金融服務緩解企業生產的融資困境和資金壓力,圍繞產業鏈供應鏈提供全鏈路、端到端的金融服務。原銀保監會非銀部的測算表明,引入消費金融產品后,借款人消費金額提升16%~30%,合作商戶銷售額提升約40%。基于供應鏈金融科技推動To B的供應鏈金融服務與To C的消費金融服務對接,真正實現了“以需求牽引供給、供給促進需求”,長期有助于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整體效率,短期有助于緩解當前“企業生產—居民消費”循環不暢的問題。
三是積極促進信用賒銷、消費助貸業務發展,實現消費信貸與消費場景的融合發展。2023年8月,商務部、金融監管總局等聯合發布《關于推動商務信用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積極促進信用消費發展。一方面,鼓勵金融機構與商貿流通企業合作,對消費者購買汽車、家電、家居等產品提供消費信貸支持,持續優化利率和費用水平;另一方面,鼓勵商貿流通企業積極打造面向消費者的信用應用場景,向消費者提供先用后付(一些企業已經推出“信用賒銷”服務)、減免押金等新型信用消費服務。
此外,我國金融科技監管“金融的歸金融、科技的歸外包、數據的歸征信”的框架已經成型,大型平臺企業金融業務問題整改已經完成,平臺企業金融業務從集中整改轉入常態化監管。建議在上述監管框架下,繼續發揮互聯網助貸推動場景、技術賦能消費信貸發展的優勢,更好地提升消費信貸的定價與風控能力。商貿企業信用賒銷、金融機構自營消費信貸、多方合作消費助貸的協同發展,有助于推動消費信用、消費信貸與消費場景的融合發展,在更高水平上實現消費信貸降成本、防風險、提效率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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