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在放大的時空中認知宋代交子開啟的紙幣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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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官交子正式發行和流通1000周年之際,王申和王喆偉的著作《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國貢獻》出版。這本書以世界金融歷史的視角看待北宋交子的歷史地位,值得肯定。我的序言,則試圖通過在放大的時空中認知宋代交子所開啟的紙幣體系,希望有助于讀者更為全面地審視北宋交子,理解北宋交子為什么是世界貨幣金融史的劃時代創新。
交子開啟了宋代長達250年的紙幣體系
現在更多的宋史專家接受這樣的考證:宋仁宗下詔開始置辦“交子務”的日期是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日,即公元1024年1月12日。事實上,在官交子之前,交子已經在民間流行。相關文獻記載,在公元995年的宋太宗時代,川商王昌懿就已經開始使用類似交子的紙幣了。
討論官交子的核心是:交子開啟了宋代長達250年的紙幣體系,支撐了宋代的經濟運行。宋代紙幣體系大體分為三個階段:1024-1107年的交子階段;1107-1160年的錢引階段;1160-1279年的會子階段。在真實歷史中,階段是相對的,存在著交子和錢引,錢引和會子或短或長的并存時期。其間,還有可能插入其他紙幣,例如紹興元年(1131年)發行的“見錢關子”和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發行的“公據關子”。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紹興三十年(1160年)開始至南宋覆滅廣泛流通的“會子”,初為商辦,后收歸戶部專辦,從而具有全國性信用貨幣功能。所謂“東南會子”成為南宋中后期紙幣的核心,而以銅錢為代表的金屬貨幣僅僅是紙幣的補充和輔助。
元朝建立,南宋覆滅之后,會子在被中統鈔取代之前,還持續流通若干年。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南宋沒有被蒙古人滅亡,“東南會子”大概率還會繼續存在下去。
兩宋:紙幣得以創造和發展的根本原因
北宋于公元960年建國之前,中國經歷了大約70年的五代十國分裂時期。五代十國最重要的歷史遺產是通過江南開發和擴展,奠定了中國北方和南方均衡發展的歷史格局。至五代十國末期,全國至少550萬戶,3000萬人口。所以,北宋實施中央集權制度之后,全國迅速實現經濟復蘇,人口膨脹,商業繁榮。至北宋后期宣和六年(1124年),人口達到1.26億。如果做全球性比較,在公元12世紀,宋代的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超過當時的塞爾柱帝國、朱羅王國、拜占庭帝國和神圣羅馬帝國。
應該說,北宋開國至宋仁宗繼位,日益強烈的貨幣需求進入拐點,金屬貨幣不足以滿足經濟發展之需要,導致宋廷尋求銅錢之外的貨幣工具,四川民間的交子成了最為合適的選擇。宋仁宗在位42年,形成了對紙幣的“路徑依賴”。宋仁宗時代,人口重新回到了5000萬~6000萬水平,經濟持續繁榮,紙幣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
宋仁宗死后三年,經短暫的宋英宗,進入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時期,王安石新法很快被實施。王安石新法的基本思想就是通過貨幣手段調整社會資源,變革政府管理社會的方式,實現政府財政稅收的貨幣化和商業化。王安石之所以可以推行如此新法,折射出宋神宗時期的中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相當程度的貨幣化。進入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時期,國家銅礦資源枯竭,“錢荒”惡化。在宋徽宗的崇寧年間(1102-1106年)和大觀年間(1107-1110年),蔡京主導了通過發行紙幣刺激通貨膨脹,緩和財政危機的改革。特別是大觀元年(1107年),蔡京錢法改革,改“交子”為“錢引”,延續了宋代紙幣的香火。后人基本否定蔡京的貨幣改革。但是,不得不承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并沒有更好的選擇。
南宋早期和中期,伴隨中國南方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在貨幣制度方面,不僅繼承了北宋的錢引,而且擴大了錢引發行規模。此外,財政、邊防和戰爭之需要,兩宋的對外貿易,包括宋金間的走私貿易,刺激銅錢貨幣外流,特別是向金國和日本流出,加劇了“錢荒”,不得不擴大紙幣發行規模。
其中,邊防和軍事需要是宋代紙幣得以演化的關鍵性原因。南宋國祚152年,始終難以擺脫戰事的陰影,財政壓力持續存在,形成財政依賴紙幣,紙幣財政化的體制。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有建炎和紹興兩個年號。紹興元年(1131年)因婺州(治今浙江金華)屯兵,水路不通,運錢不便,便在婺州發行關子;至紹興三十年(1160年),因為與金國戰爭,軍事開支膨脹,創始會子,形成錢引和會子并行存在的紙幣制度,而且逐漸廢除紙幣的“界制”,實現紙幣全方位地替代銅錢,成為全國性的主體貨幣。
總的來說,從北宋到南宋的300多年,構建和運行的是以紙幣為主體,輔之銅錢的貨幣制度,貨幣化程度不斷深化,以持續溫和的通貨膨脹,抑制了經濟蕭條的威脅,并有效地緩和了頻繁的財政危機。
宋最終未亡于經濟和金融,亡于政治和軍事。
兩宋的外部地緣政治-貨幣環境:紙幣圈和銅幣圈
兩宋的300余年,始終受制于復雜的外部地緣政治-貨幣環境。由此形成北部的紙幣圈和東部/南部的銅幣圈。
北部的紙幣圈。經歷了遼國(907-1125年)、西夏(1038-1227年)、金國(1115-1234年)和13世紀開始的大蒙古國。其中,遼國的貨幣經濟比較落后,長期和普遍使用以布帛、羊為代表的實物貨幣,至于銅、鐵鑄金屬貨幣,唐幣、宋幣比重高,本國鑄幣粗糙,且比重小。至于西夏國,并不是從立國開始就鑄造錢幣。之后,西夏仿照宋朝制定了錢幣的設計、鑄造、發行、流通等一整套管理規章制度,但是,所鑄造的錢幣有限,宋錢始終是西夏境內所流通的主要貨幣,成為西夏事實上的“法幣”,折射出西夏對宋朝經濟的依賴程度較高。
相比較遼國和西夏國,金國吸納了宋朝貨幣制度的經驗,構建了以紙幣和金屬貨幣并存的貨幣制度。金國紙幣始于貞元初期(1154年)的交鈔,至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年間,交鈔地位已經相當穩固:“交鈔的全國性貨幣化,流通范圍向農民階層的擴大,取代銅錢成為主要貨幣等現象,與流通期限被廢除,作為儲值貯藏手段的功能得到強化一樣,都說明交鈔較北宋的紙幣更為發達的特征,說在該時期構成元朝貨幣政策、貨幣狀況的諸要素都已具備,亦不為過。”[footnoteRef:0]可以這樣認為,自12世紀后期至13世紀初期,在東亞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個包括金國和南宋的紙幣圈,該紙幣圈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南宋中期人口為8500萬,金章宗時期人口最盛,超過5600萬,合計達到1.4億。在這樣的尺度上,對南宋和金國貨幣制度的地位產生全然不同的認知。
1260年,忽必烈自立為大蒙古國皇帝,發布稱帝的即位詔書“皇帝登寶位詔”,正式建年號“中統”。忽必烈為了填補金國滅亡的空白,立即在華北地區發行“交鈔”和“中統鈔”。在之后近20年間,蒙古新政權禁止黃金、白銀和銅錢流通,其中統鈔成為與南宋互補的貨幣。從金國1234年滅亡到南宋1279年覆滅,中間的45年對于中國貨幣歷史走向至關緊要。元朝與南宋戰爭期間,忽必烈允許在其占領區繼續使用南宋貨幣,最后通過實施公平的中統鈔兌換,完成了貨幣制度的大一統。
南宋和金國所奠定的紙幣制度,為忽必烈繼續實行紙幣制度提供了基礎。元代的中統鈔本質上屬于南宋和金國紙幣的延續,支撐了元朝在貨幣制度上的平穩過渡。也正因為忽必烈的這個歷史選擇,中國最終沒有被納入以西亞為中心的金、銀通貨體制,元明清三朝走上了獨特的貨幣演變路徑。
兩宋紙幣圈和銅幣圈圖
東部和南部的銅幣圈。兩宋時期,中國銅幣成為東北亞、南亞、東南亞的硬通貨。東北亞的高麗國和日本長期處于中國的銅幣圈。高麗雖然出產銅,但在宋崇寧(宋徽宗年號,1102-1106年)之前,不懂鑄錢。崇寧之后,逐漸學習掌握了鑄錢技術,開始鑄造和使用銅錢,建立鑄幣系統。但是,由于鑄造能力有限,鑄造的銅錢質量也不如宋錢,宋錢是高麗境內長期的主要貨幣。中國隋唐時期的銅幣已經流行于日本,宋錢在南宋覆滅之后的鐮倉時代(1185-1333年),依然被市場接受。
宋代中國因為與南亞和東南亞(越南、柬埔寨、蘇門答臘島、爪哇、菲律賓)的朝貢關系或海外貿易,獲得當地產品和輸出銅幣。宋代的海外貿易還到達波斯灣的阿拉伯地區,銅幣成為貿易的中介。
世界經濟史視角下的全球兩大貿易體系和貨幣體系
如果以全球經濟和金融史的視角看,全球存在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半球貿易圈和東方貨幣體系,以及地中海貿易圈和古羅馬為代表的西方貨幣體系。
東方的貨幣金融體系,發軔于春秋和戰國時代,秦漢形成貨幣體制,成熟于唐,經宋元明的紙幣演變,實現白銀化轉型,至清末幣制改革融合于近代國際貨幣體系。代表中國古代金屬貨幣的是漢代發行的五銖錢,代表中國紙幣的是北宋的交子。
西方的貨幣金融體系,源于古希臘,代表鑄幣是琥珀金錢幣,成熟于羅馬帝國的蓋維斯·屋大維·奧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時期,最終形成金銀銅三種金屬貨幣并存的制度,延續于拜占庭,再經文藝復興和美第奇家族、工業革命,形成貴金屬以黃金為主體貨幣,白銀輔之的貨幣體系。
以上兩個貨幣體系,在歷史上有過互動和影響的時期,主要集中在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與中國西漢和東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構建了貿易和金融的早期關系;第二階段:公元7世紀、8世紀拜占庭帝國與唐王朝之間,構建以陸路為主要途徑的貿易和金融的全盛階段。
處于東方貨幣體系和西方貨幣體系之間的主要貨幣板塊包括:古埃及,納入羅馬帝國的貨幣政治;阿拉伯帝國,長期通行金幣體制,代表性金幣是第納爾(dinar)和迪爾汗(dirham);古印度,實施的是金幣和銀幣并行制度;俄羅斯形成獨立貨幣制度較晚,直到8-11世紀,才完成從流通阿拉伯銀幣過渡到本國銀幣的過程。
比利時漢學家魏希德(1969年- )在她的著作《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系》中,提出了關于研究宋朝的歷史、政治、疆域、朝廷和信息網絡的不同維度。可以肯定地說,宋代貨幣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系統,有效維系了宋帝國多元維度和信息網絡的聯結,實在是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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