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官交子正式發行和流通1000周年之際，王申和王喆偉的著作《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國貢獻》出版。這本書以世界金融歷史的視角看待北宋交子的歷史地位，值得肯定。我的序言，則試圖通過在放大的時空中認知宋代交子所開啟的紙幣體系，希望有助于讀者更為全面地審視北宋交子，理解北宋交子為什么是世界貨幣金融史的劃時代創新。

交子開啟了宋代長達250年的紙幣體系

現在更多的宋史專家接受這樣的考證：宋仁宗下詔開始置辦“交子務”的日期是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日，即公元1024年1月12日。事實上，在官交子之前，交子已經在民間流行。相關文獻記載，在公元995年的宋太宗時代，川商王昌懿就已經開始使用類似交子的紙幣了。

討論官交子的核心是：交子開啟了宋代長達250年的紙幣體系，支撐了宋代的經濟運行。宋代紙幣體系大體分為三個階段：1024-1107年的交子階段；1107-1160年的錢引階段；1160-1279年的會子階段。在真實歷史中，階段是相對的，存在著交子和錢引，錢引和會子或短或長的并存時期。其間，還有可能插入其他紙幣，例如紹興元年（1131年）發行的“見錢關子”和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發行的“公據關子”。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紹興三十年（1160年）開始至南宋覆滅廣泛流通的“會子”，初為商辦，后收歸戶部專辦，從而具有全國性信用貨幣功能。所謂“東南會子”成為南宋中后期紙幣的核心，而以銅錢為代表的金屬貨幣僅僅是紙幣的補充和輔助。

元朝建立，南宋覆滅之后，會子在被中統鈔取代之前，還持續流通若干年。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南宋沒有被蒙古人滅亡，“東南會子”大概率還會繼續存在下去。

兩宋：紙幣得以創造和發展的根本原因

北宋于公元960年建國之前，中國經歷了大約70年的五代十國分裂時期。五代十國最重要的歷史遺產是通過江南開發和擴展，奠定了中國北方和南方均衡發展的歷史格局。至五代十國末期，全國至少550萬戶，3000萬人口。所以，北宋實施中央集權制度之后，全國迅速實現經濟復蘇，人口膨脹，商業繁榮。至北宋后期宣和六年（1124年），人口達到1.26億。如果做全球性比較，在公元12世紀，宋代的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超過當時的塞爾柱帝國、朱羅王國、拜占庭帝國和神圣羅馬帝國。

應該說，北宋開國至宋仁宗繼位，日益強烈的貨幣需求進入拐點，金屬貨幣不足以滿足經濟發展之需要，導致宋廷尋求銅錢之外的貨幣工具，四川民間的交子成了最為合適的選擇。宋仁宗在位42年，形成了對紙幣的“路徑依賴”。宋仁宗時代，人口重新回到了5000萬~6000萬水平，經濟持續繁榮，紙幣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

宋仁宗死后三年，經短暫的宋英宗，進入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時期，王安石新法很快被實施。王安石新法的基本思想就是通過貨幣手段調整社會資源，變革政府管理社會的方式，實現政府財政稅收的貨幣化和商業化。王安石之所以可以推行如此新法，折射出宋神宗時期的中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相當程度的貨幣化。進入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時期，國家銅礦資源枯竭，“錢荒”惡化。在宋徽宗的崇寧年間（1102-1106年）和大觀年間（1107-1110年），蔡京主導了通過發行紙幣刺激通貨膨脹，緩和財政危機的改革。特別是大觀元年（1107年），蔡京錢法改革，改“交子”為“錢引”，延續了宋代紙幣的香火。后人基本否定蔡京的貨幣改革。但是，不得不承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并沒有更好的選擇。

南宋早期和中期，伴隨中國南方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在貨幣制度方面，不僅繼承了北宋的錢引，而且擴大了錢引發行規模。此外，財政、邊防和戰爭之需要，兩宋的對外貿易，包括宋金間的走私貿易，刺激銅錢貨幣外流，特別是向金國和日本流出，加劇了“錢荒”，不得不擴大紙幣發行規模。

其中，邊防和軍事需要是宋代紙幣得以演化的關鍵性原因。南宋國祚152年，始終難以擺脫戰事的陰影，財政壓力持續存在，形成財政依賴紙幣，紙幣財政化的體制。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有建炎和紹興兩個年號。紹興元年（1131年）因婺州（治今浙江金華）屯兵，水路不通，運錢不便，便在婺州發行關子；至紹興三十年（1160年），因為與金國戰爭，軍事開支膨脹，創始會子，形成錢引和會子并行存在的紙幣制度，而且逐漸廢除紙幣的“界制”，實現紙幣全方位地替代銅錢，成為全國性的主體貨幣。

總的來說，從北宋到南宋的300多年，構建和運行的是以紙幣為主體，輔之銅錢的貨幣制度，貨幣化程度不斷深化，以持續溫和的通貨膨脹，抑制了經濟蕭條的威脅，并有效地緩和了頻繁的財政危機。

宋最終未亡于經濟和金融，亡于政治和軍事。

兩宋的外部地緣政治-貨幣環境：紙幣圈和銅幣圈

兩宋的300余年，始終受制于復雜的外部地緣政治-貨幣環境。由此形成北部的紙幣圈和東部/南部的銅幣圈。

北部的紙幣圈。經歷了遼國（907-1125年）、西夏（1038-1227年）、金國（1115-1234年）和13世紀開始的大蒙古國。其中，遼國的貨幣經濟比較落后，長期和普遍使用以布帛、羊為代表的實物貨幣，至于銅、鐵鑄金屬貨幣，唐幣、宋幣比重高，本國鑄幣粗糙，且比重小。至于西夏國，并不是從立國開始就鑄造錢幣。之后，西夏仿照宋朝制定了錢幣的設計、鑄造、發行、流通等一整套管理規章制度，但是，所鑄造的錢幣有限，宋錢始終是西夏境內所流通的主要貨幣，成為西夏事實上的“法幣”，折射出西夏對宋朝經濟的依賴程度較高。

相比較遼國和西夏國，金國吸納了宋朝貨幣制度的經驗，構建了以紙幣和金屬貨幣并存的貨幣制度。金國紙幣始于貞元初期（1154年）的交鈔，至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年間，交鈔地位已經相當穩固：“交鈔的全國性貨幣化，流通范圍向農民階層的擴大，取代銅錢成為主要貨幣等現象，與流通期限被廢除，作為儲值貯藏手段的功能得到強化一樣，都說明交鈔較北宋的紙幣更為發達的特征，說在該時期構成元朝貨幣政策、貨幣狀況的諸要素都已具備，亦不為過。”[footnoteRef:0]可以這樣認為，自12世紀后期至13世紀初期，在東亞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個包括金國和南宋的紙幣圈，該紙幣圈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南宋中期人口為8500萬，金章宗時期人口最盛，超過5600萬，合計達到1.4億。在這樣的尺度上，對南宋和金國貨幣制度的地位產生全然不同的認知。

1260年，忽必烈自立為大蒙古國皇帝，發布稱帝的即位詔書“皇帝登寶位詔”，正式建年號“中統”。忽必烈為了填補金國滅亡的空白，立即在華北地區發行“交鈔”和“中統鈔”。在之后近20年間，蒙古新政權禁止黃金、白銀和銅錢流通，其中統鈔成為與南宋互補的貨幣。從金國1234年滅亡到南宋1279年覆滅，中間的45年對于中國貨幣歷史走向至關緊要。元朝與南宋戰爭期間，忽必烈允許在其占領區繼續使用南宋貨幣，最后通過實施公平的中統鈔兌換，完成了貨幣制度的大一統。

南宋和金國所奠定的紙幣制度，為忽必烈繼續實行紙幣制度提供了基礎。元代的中統鈔本質上屬于南宋和金國紙幣的延續，支撐了元朝在貨幣制度上的平穩過渡。也正因為忽必烈的這個歷史選擇，中國最終沒有被納入以西亞為中心的金、銀通貨體制，元明清三朝走上了獨特的貨幣演變路徑。

兩宋紙幣圈和銅幣圈圖

東部和南部的銅幣圈。兩宋時期，中國銅幣成為東北亞、南亞、東南亞的硬通貨。東北亞的高麗國和日本長期處于中國的銅幣圈。高麗雖然出產銅，但在宋崇寧（宋徽宗年號，1102-1106年）之前，不懂鑄錢。崇寧之后，逐漸學習掌握了鑄錢技術，開始鑄造和使用銅錢，建立鑄幣系統。但是，由于鑄造能力有限，鑄造的銅錢質量也不如宋錢，宋錢是高麗境內長期的主要貨幣。中國隋唐時期的銅幣已經流行于日本，宋錢在南宋覆滅之后的鐮倉時代（1185-1333年），依然被市場接受。

宋代中國因為與南亞和東南亞（越南、柬埔寨、蘇門答臘島、爪哇、菲律賓）的朝貢關系或海外貿易，獲得當地產品和輸出銅幣。宋代的海外貿易還到達波斯灣的阿拉伯地區，銅幣成為貿易的中介。

世界經濟史視角下的全球兩大貿易體系和貨幣體系

如果以全球經濟和金融史的視角看，全球存在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半球貿易圈和東方貨幣體系，以及地中海貿易圈和古羅馬為代表的西方貨幣體系。

東方的貨幣金融體系，發軔于春秋和戰國時代，秦漢形成貨幣體制，成熟于唐，經宋元明的紙幣演變，實現白銀化轉型，至清末幣制改革融合于近代國際貨幣體系。代表中國古代金屬貨幣的是漢代發行的五銖錢，代表中國紙幣的是北宋的交子。

西方的貨幣金融體系，源于古希臘，代表鑄幣是琥珀金錢幣，成熟于羅馬帝國的蓋維斯·屋大維·奧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時期，最終形成金銀銅三種金屬貨幣并存的制度，延續于拜占庭，再經文藝復興和美第奇家族、工業革命，形成貴金屬以黃金為主體貨幣，白銀輔之的貨幣體系。

以上兩個貨幣體系，在歷史上有過互動和影響的時期，主要集中在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與中國西漢和東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構建了貿易和金融的早期關系；第二階段：公元7世紀、8世紀拜占庭帝國與唐王朝之間，構建以陸路為主要途徑的貿易和金融的全盛階段。

處于東方貨幣體系和西方貨幣體系之間的主要貨幣板塊包括：古埃及，納入羅馬帝國的貨幣政治；阿拉伯帝國，長期通行金幣體制，代表性金幣是第納爾（dinar）和迪爾汗（dirham）；古印度，實施的是金幣和銀幣并行制度；俄羅斯形成獨立貨幣制度較晚，直到8-11世紀，才完成從流通阿拉伯銀幣過渡到本國銀幣的過程。

比利時漢學家魏希德（1969年- ）在她的著作《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系》中，提出了關于研究宋朝的歷史、政治、疆域、朝廷和信息網絡的不同維度。可以肯定地說，宋代貨幣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系統，有效維系了宋帝國多元維度和信息網絡的聯結，實在是舉足輕重。